王宇信先生在社科出版社30周年庆祝大会上的讲话稿

尊敬的各位领导、尊敬的各位前辈、各位专家、新老朋友们、同志们：

　　在今天隆重召开的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建社三十周年庆祝大会上，这么多领导，这么多前辈学者都来出席并祝贺这次大会，真是群星灿烂，满堂生辉！这表明，三十多年来社科出版社由小变大，由弱变强并做大做强，为展示和传承中国社科院的科研成果取得的辉煌成就，受到了各位领导和中国社会科学各研究领域专家的承认与肯定，并寄托了对出版社再创辉煌的祝贺与期望！作为一名退休的学人，能躬逢此次盛会，感到非常激动与荣幸。

　　令我感到荣幸的是，社科院专家如林，社科出版社作者群人才辈出，而承蒙出版社领导青睐，让我这长安街上一布衣代表作者们发言，几次坚辞不允，我值得恭敬从命。我把这次发言看做是对我和我们已退休朋友们的希望与鼓励，鞭策我们退而不休，继续拿出无愧于时代的作品来。我感到激动的是，我和我们不少朋友们，见证、参与并感受了社科出版社三十年走过的不平凡历程，因而感触颇多，为出版社所取得的成就和造福学林，并泽及我本人和我的不少朋友而倍感激动。

　　“三十而立”。中国社科出版社是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成立的。当时，我院坚决贯彻小平同志“必须保障六分之五”的研究时间，老学者和当代我们这些年青人，焕发了空前的研究热情。但在愈是专著，征订数愈少的怪圈下，不少知名专家的书稿投给中华、人民等出版社后，就泥牛入海，成了他们丰富稿源“大水库”中的一滴而积存起来。不少年事已高的老专家为出书着急不已，对我们这样的年青人，当时要出版专著更是难于上青天了。社科出版社就是胡乔木院长为解决我院专家“写书难，出书更难”而成立的。1978年成立的社科出版社，面对老出版社、大出版社强手如林的局面，艰难起步了。从建外一处人民日报的仓库，到建内大街的一所小学，再到今天的鼓楼西大街，硬是遵循历任院领导要求的依托社科院专家学者的实地，茁壮成长起来。社科出版社出版的“中国社会科学院学者文库”，抢救和传承了一批学术大师的文化财富，在海内外产生重大影响。率先推出的“博士文库”，出版了一批有创见的著作，并把一批又一批的新秀推上学术的前台，使他们终生难忘。与此同时，社科出版社还出版了一批社会科学各领域的优秀精品，成为海内外学术界了解、学习和研究中国社会科学成就的经典和传世之作。当年不愿把优秀书稿交社科出版而另谋高就的局面已不复存在，海内外学者都以社科出版自己的作品感到自豪和荣耀。因此，我们为社科出版社三十周年不寻常的创业历程和取得的成就感到激动和自豪。

　　“吃水不忘掘井人”。在社科出版社建社三十周年的时候，我和我的朋友们为出版社在我们成长过程中提携和支持而感慨和激动。1978年以后，荒废十年学业的我们开始走上正轨。我们曾为写不出文章而苦恼，但不久又为写出文章发表不出所困扰。特别是甲骨文等古文著作，刻字困难又不便排版，而且又担心读者面窄，书卖不出去，出版就更为困难了。但是，社科出版社坚决贯彻院领导的指示，更大力提携年青人。原出版社领导丁伟志教授“不怕年青人出名，要让年青人出名”的说法，使我们深受鼓舞，我们不知深浅，开始与社科出版社打交道，社科出版社的领导和编辑，很快就以真诚和热诚，成了青年作者的老师和朋友。这方面，我是颇有切身体会的。

　　1989年，适值甲骨文发现80周年。在此期间，我把学习和研究过程中，对新中国研究进展的体会写成一部近20万字的书稿。中华、人民、上海等大出版社门槛太高，学界无名小辈根本不敢问津。我想起了我们院的出版社，抱着试试看的心情去送稿子，在路上还担心被拒收而受到别人的嘲笑。但到了出版社，任晖主任热情地接待了我，留下稿子，并说：“小伙子，我们会认真审阅，达到标准就一定给你出版！”亲切、真诚，令我感动。

　　过了一段时间又请我过去，说：“经过外审合格，再做适当修改即可付印。祝贺你，小伙子！”这回， 又着实激动了几天。从文稿的修改到引文的注释和规范，到校对时的错白字、用规范的简化字以及校对时用的符号等，任晖同志都手把手地教我，使我受益匪浅。出版社的编辑同志，为他人作嫁衣，成了我们这些初出茅庐作者的老师；书出版后，每次去出版社，编辑同志都非常热情，关心我最近研究什么，我的同志们又有什么新作完成等，成了无话不谈的朋友，并为我们排忧解难。记得，我的第三本著作完成后，某出版社说五十万字太多，必须压成二十万字才能出版。有一次在社科出版社与主任谢亮生和陈宝辉先生谈起，陈、谢二先生说：“我们就需要篇幅较大的大部头著作，给我们看看！”经审阅，社科出版社决定出版此书，为我解决了困难。

　　此外，郭老主编的《甲骨文合集》及《释文》本决定由一家出版社承担出版任务，但总编辑胡厚宣教授发现责任编辑在书还没出版时，就盗用书稿与别人另搞名堂。对这种违反编辑道德的行为，胡先生十分生气，向该书出版单位领导写信揭露，并决定《合集释文》、《来源表》另找出版社出版。但在出版不景气的当时，这部大制作、大投入的卷帙浩繁的著作，一时又哪里去找资金和魄力大的出版社敢于接受！？我把《释文》、《来源表》出版遇到的难题反映给前社长郑文林和原总编辑王俊义二位领导。他们当即表示：“院里的著作我们一定要出！”不久，二位就专程去胡厚宣教授家，与胡先生签订了出版合同。胡厚宣先生十分高兴，《合集》组的十多位年青学者也很受鼓舞。全书完稿后，经王宇信、杨升南总审校，在原院长张树相的继续支持下，终于在1999年纪念甲骨文发现一百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上首发，获得了国内外学者的重视和好评，并获得社科院著作一等奖。此外，史为乐、朱玲玲、邓自欣等编纂的大型工具书《中国历史地名大辞典》，因篇幅巨大，制作成本高，找了多家出版社，都因怕赔本而不敢接受。我带史为乐、朱玲玲先生找了王俊义、马晓光笑声，他们认识到这部书的重大学术价值而毅然决定出版。这部几十人参加、耗费了史为乐等学者三十年精力的780多万字的巨著终于在2006年出版，成为历史地名的经典，获得了出版最高奖“国家奖”，并受到了温家宝总理的表扬。如此等等，社科出版社的编辑同志想作者之所想，急作者之所急，信任尊重作者，与作者后成了好朋友。我们的院、国家重点课题多卷本《殷商史》的写作过程中，资深编辑黄燕生先生就十分关心。课题一顺利结项，就与我们订了出版合同。在审读修改过程中，黄燕生先生不仅与老学者的友谊加深，也成了课题组新人的老师和朋友。2007年春节团拜，《殷商史》课题组特邀她与大家团聚，大家一起畅谈学术，共谋书稿水平的进一步修改和提高。因此，我和我的朋友们，我的学生和我的朋友们的学生们，在学术生涯中都深受社科出版社的恩泽和关心。所以，在社科出版社诞辰三十周年的时候，我们向尊敬的老师和朋友——社科出版社致以衷心的感谢和祝贺！

　　日月推移，生生不已。三十年来，社科出版社的领导和编辑换了一届又一届，作者们也一批又一批地成长起来。社科出版社也愈办愈强，出版的一批又一批精品力作和传世经典成为展示中国社科院和中国社科界研究成果的窗口。祝社科出版社在未来的岁月，出版更多的传世经典，为建设中华民族共同的精神家园做出更多的贡献，永葆而立之年的青春活力，再创新的、更壮丽的辉煌！

　　谢谢大家